1988年8月15日晚上，52岁的上海人陈映霞，正在自家狭窄的弄堂小房里，给全家布置战斗任务：丈夫去华联商厦抢洗衣机，大儿子去淮海路抢录像机，儿媳妇去第一百货抢鸭绒被，小女儿去徐家汇抢肥皂洗衣粉，她自己去豫园抢金首饰。

“你们要看牢自己的皮夹子，明天务必要买到！”陈映霞大手一挥，宛如指挥战役的将军。

陈映霞一家正在密谋的事情，无数上海家庭也都在紧锣密鼓的策划：越来越多的消息在私下里流传，说是到9月份，街面上所有能买到的商品，都要进行大涨价。弄堂里有邻居耸人听闻地讲道：“现在能买金镯子的钱，到时候只能买金戒指了。”

8月16日一大清早，陈映霞一家就奔赴各条战线，结果到处都是人山人海，很多商场不到10点就已经卖完全天的货，银行门前更是排起了取款的长队。到了20号，部分商品已全部售罄，到了28号，食盐和火柴需要凭票供应，铝锅甚至要结婚证才能购买。

在上海之外的全国，物价闯关引起的抢购潮也在风风火火地上演。济南有市民用板车运回家100公斤盐；广州一女士扛回家10箱洗衣粉，足够五年用；北京一位老师商店去晚了，只抢到200盒火柴和够喝一年的酱油。改革开放后老百姓攒的那些钱，从一本本银行存折，变成了一箱箱消费品。

涨价是那些年的时髦词，一直要等到很多年后，老百姓才能熟练地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：通胀。

在日后的《中国物价年鉴》记载中，这一年被重点标记：“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、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。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.5%，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3年物价累计上涨23.7%的基础之上。”

改革开放之后刚刚攒了些许私人财富的中国人，第一次面临“如何抵御通胀”的这个难题。“理财”这个词汇，对绝大多数人还是完全陌生，他们只能依靠给自己储蓄保值的本能，把平时存在银行里的钱，换成保值的黄金和耐用品，以及短缺的消费品。

抢购商品，上海，1988年

陈映霞就是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缩影。丈夫在一家国营饭店做厨师，自己在上海家用化学品厂做会计，单位效益都不错，但全家生活节俭，若不是涨价的传言搞的人心惶惶，她也不会有如此魄力，将存折上的钱取出相当一部分，抢购那些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。

多亏她的统筹调度，一家人在排了几天队后，终于把抢购清单上那些该买的、不该买的都统统攒齐。不过他们一家人来说，尽管物资短缺的1988年只是特殊的一年，但这种力图让家庭财富保值的战斗，陈映霞一家还要参与很多次。

在往后的那些年里，中国人的财富跟这个国家一起飞速成长，而管理这些财富的观念和手段，也经历了从懵懂到接受，从时髦到普及，从漠视到主动的种种变化。

01

陈映霞们能有用来排队抢购的钱，还是要归功于改革开放。在那之前的几十年里，个人财产仅限于基本的生活资料，居民跟财富的关系，已经不再是“所有”，更谈不上是一种“权利”，而“管理”这种概念更是彻底湮灭。

从均贫富的社会形态，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，这条路并不容易。1979年2月19日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59天，《人民日报》报道了广东省中山县农民黄新文一家通过养猪成为“万元户”的事迹，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
主角黄新文，曾因多腌了几桶咸菜，就被批评成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这会儿又推上了风口浪尖。潮水般的信件向他涌来，大江南北数亿农民们将富裕起来的希望，寄托在万元户黄新文身上：有的询问他会不会养河蚌珍珠，有的咨询他如何培植蘑菇……

在那个工人平均工资不到30元，5毛压岁钱就很有面子的年代，有人质疑：“每年收入1万元，肯定是歪门邪道！”

这让黄新文感到惶恐，幸好《人民日报》很快又发表了社论，再次给予舆论支持，公社党委书记也力挺黄新文，鼓励他向乡亲们传播养猪技巧，并规定，凡是年收入过万的家庭，都送一只烧猪以示鼓励。没过多久，公社就送出去二十几只烧猪。

一旦打破了思想桎梏，全国人民致富的积极性就完全被激发了起来。“万元户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逐渐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最强音。河南卖花的陈书奇、广东卖早餐的容志仁、武汉经营百货的谢明万……一个个鲜活的人物，演绎了创富故事。

1982年宪法改变了只保护“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”的提法，改为保护“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”，这让老百姓吃了定心丸。不过，这一阶段先富起来的人多数来自体制外，当时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更青睐体制内的稳定，因此对他们既羡慕，又轻蔑。

直到“温州八大王”和傻子瓜子先后以不同方式得到了国家的肯定，中国人的创富热情才被彻底点燃。不过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里，大家在劳动致富的轨道上一路奔驰，没有渠道去做理财。这个阶段，老百姓就像勤劳的松鼠，源源不断的将劳动所得存入银行。

陈映霞两口子，就属于每月工资存银行的那种。陈映霞所在的单位，生产好几种全国紧俏的商品，效益很不错，加上丈夫常常被私下请去掌勺，收入很不错。陈映霞的大儿子，在大众合资厂工作，每月能存不少钱，儿媳妇的单位虽然效益一般，但胜在工作清闲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职工家庭，日子过得很是红火，而全国其他几亿个家庭，也在享受改革带来的红利。从1978年到1988年，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上升到1181元，翻了三倍多；而居民存款总额却从210.6亿元直线飙升至3801.5亿元，足足翻了18倍。

不过在那个年代，银行几乎是唯一的理财通道，储蓄≈理财，财富升值率≈银行定期利率。

直到今天，储蓄仍然是中国人理财最重要的手段。除了儒家文化里"崇俭黜奢"的传统外，造成这一现象的还有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中国人面对日益增大的医疗、养老、住房、教育的压力，他们需要用储蓄，来对冲未来的风险。

当然，在那个年代，中国人除了银行也没有其他的理财渠道。不过从1982年开始，陈映霞和丈夫就经常在领工资时，收到一种叫做国库券的东西。这种花花绿绿的纸，长得像人民币，但又不能直接当钱花，陈映霞偶尔在急用钱时，托人按95折换成现金。

国库券宣传画，1987年

1981年，中国恢复发行国债，1982年，国债以国库券的形式向居民开放，这种“有价证券”从此开始进入大众视野。从刚开始“买的越多越爱国”，到后面单位强制摊派购买，群众对这种不能进入市场流通、利息不能短期兑现的有价证券又爱又恨。

普通人并不理解这种“有价证券”的历史意义，而敏锐的人，已经嗅到了投资和暴富的机会。

02

1988年的3月28日，38岁的上海人杨怀定，气哄哄的从上海铁合金厂辞职了。厂里仓库丢了一批铜，居然就因为他经常给大家散烟，就被保卫科列为重点怀疑对象。当真贼被抓住的时候，委屈的杨怀定深感“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”，这单位不待也罢。

放下铁饭碗的杨怀定在家躺了两礼拜，琢磨未来该干哪一行。焦躁的他把市场上所有能买到的报纸都抱回了家，73张报纸把本就逼仄的房间铺的落不下脚。杨怀定很快就在这密密麻麻的资讯里，挖到了金矿：1988年4月21日，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。

初中毕业的杨怀定读过茅盾写的《子夜》，明白“凡是交易，就有高低价”的朴素道理。低买高卖就能赚钱，杨怀定想明白就干。4月21日大早，他怀揣之前攒下的两万多块钱，来到银行，以108的价格全部买进，几个小时候就以112的价格清仓。

杨怀定一天就赚了800多块钱，在当时，这个数字是普通人一年的工资。

尝到甜头的杨怀定更加关注报纸上有关国库券的信息了，当他发现合肥也放开了国库券交易，并且当地价格仅售94元时，他深知发财的机会到了，开始了在合肥和上海两地倒卖国库券的日子。他像疯了一般的颠倒日夜，多运一次，身家就要增多两成。

突如其来的暴富，让杨怀定感到兴奋又惶恐，一天吃四片安眠药也睡不着。为了吃颗定心丸，他跑到税务局去自首，说自己是小平同志说的先富起来的人，要交税，却被告知国库券交易所得不用交税；他又跑到人民银行询问自己是否合法，却被反问“你觉得呢？”

最后杨怀定只好跑到公安局，以每月600元的工资请了两名公安人员为其当保镖。“说实话，不是为了保护自己，而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哪怕今后真有什么状况，也能说是在人民公安的监督下所做的事情，总不至于给太严重的处分。”

国库券成就的不只是杨怀定，上海的三家老牌券商：万国，申银，海通都是靠在全国倒卖国库券赚取了第一桶金。在1988-1992年这段时间里，已经熄灭了几十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复燃，财富的大门短暂地向拥有灵敏嗅觉的人敞开，又迅速关上，把后知后觉的大众拦在门外。

1988年，对于普通老百姓陈映霞来说，是抢购生活用品的一年；对于冒险者杨怀定来说，是觅得发财奥秘的一年；对于手眼通天的倒爷阶层来说，这是暴富的一年。在这一年，全国商品价差、贷款利差和外汇汇差共计3500亿，其中70%流入了倒爷们的私人腰包[1]。

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财富，只属于一小部分人，至于那句“十亿人民九亿倒”，更像是一句美丽的谎言：那些特殊时期的灰色蜜糖，在哪个年代都不会属于普通人。

对于像陈映霞这种普通的中国人来说，他们理财的渠道的第一次扩容，要等到1990年。在这一年的12月，深圳和上海先后成立了证券交易所，人人都能开户的股市，成了未来三十年中国人的悲欢喜怒的集聚之地。而在整个90年代，股市更是除储蓄外最重要的投资场所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，1990年12月

让杨怀定跨越成为杨百万的，不是国库券，而是股票。1990年12月，杨怀定以每股91元的价格买进2000股“真空电子”，短短几个月就涨到800元，20万变160万！那个年代A股特别猛，比如豫园股份从1块钱很快就飙到108块，今天币圈也要甘拜下风。

排队认购“真空电子”的股民，上海，1990年

巨大的财富效应迅速吸引了社会的关注，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对并不熟悉的股市充满着好奇。沪深交易所仅有的几只的股票，已经不能满足市场资金的需求，新股发行就成为了投资者们翘首以盼的机会了。由于投资者太过热情，1991年万国证券发行兴业股票时，几乎造成了踩踏事件，这让公安部门感到头疼。

1992年，上海推出了新的股票发行办法：股票认购证，凭身份证购买，每本30元。能否买到股票，要看认购证是否中签，中签了才能买新股。这本是为了平抑市场情绪的措施，却引起了更大的炒作。新股还没上市，股票认购证却很快价格炒上了天。

上海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的门口成了认购证的黑市，这里整整水泄不通的堵了两年，而更大的认购证炒作则在深圳，一个比上海更大胆更冒险的城市。

1992年8月，深圳政府宣布新股认购证发售之后，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如潮水一般向深圳涌来，认购证要用身份证购买，有人甚至背了七公斤身份证的包裹来到深圳。据当时有关部门估计，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。一座60万人的城市涌进100万的投资者。